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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文章, 通識觀點

【文章】教育不應自絕於社會爭議

作者:本會幹事聯合撰寫

現時香港高中學制下的通識教育科(通識科)的一大特色,是學生可以在專業教育工作者的引領下,探究不同的當代議題。而其中一種主要的「當代議題」,就是一些在當代社會中具有爭議、各持份者間未有重要共識的議題。例如土地用途或全民退休保障等,在學術討論上與各種社會爭議別無二致。香港面對嚴重的房屋問題,有人認為應該要發展部分郊野公園為住宅用地,也有人認為以其他方法(例如發展棕地、開徵空置物業稅等)處理此問題是更佳做法。同樣,在香港未來的憲制安排方面,有論者認為應該由中國政府直接管治香港,也有人提出維持一國兩制,更有人提到香港獨立的可能性。固然教師在討論時,應清楚向學生解釋《基本法》及相關法例的框架及守法的重要性,但基於教育目的及原則,在課堂內持平、理性地討論不同爭議,是有其必要的。

以爭議性議題為科目的其中一個核心,是通識科備受部分社會人士關注的原因之一。不過,這個特色正正是此科在香港中學教育中,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地方。過去也有不少論者解釋過此點,我們會在本文略加闡述,並討論前線教育工作者在處理爭議性議題的一些情況。

為先讓讀者更了解通識科可能觸及的爭議性議題,我們參考過去的公開試題及樣本試題、部分同工的教學經驗、坊間的教材等等,在下表列出一些議題舉隅:

圖片來源:端傳媒設計部

圖片來源:端傳媒設計部

 

培育青少年的良好公民特質

在介紹探究當代爭議性議題的重要性前,我們必須提出一個前設:教育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要培養青少年成為未來的良好公民。而良好公民的其中一個重要特質,是對重要的社會議題有認知及理解,並能在審視不同的證據、充分考慮不同的意見後,作出有識見並合乎邏輯的決定。今天,資訊科技已比過去幾十年更為普及,香港市民的社會政治參與渠道及誘因也更多,即使香港沒有一個完整的民主政制,市民意見以至整體社會輿論,對公共事務的影響也比以往更大。因此,培育青少年的良好公民特質就更為重要。

正因為通識科會探究具爭議性的當代社會議題,此科對培育上述特質有重要作用。在認知及理解議題的層面上,處理上表議題 A(資訊通訊科技的發展對香港青少年的個人成長是否有利?)時,學生可更意識到自己其實正受不同的科技產物影響(例如智能手機、WhatsApp、Pokémon GO),並多加了解這些科技產物的特性、對青少年的不同影響(例如對生理健康、學業、人際關係等方面的影響)。又例如,在處理議題 C(香港政府應以何種方式處理都市固體廢物的問題?)時,學生也了解到現時香港在都市固體廢物方面可能面對的危機(例如堆填區飽和的問題)、各種可能的應對方案(例如就都市固體廢物徵費)、社會上對不同方案的各種意見等等。

而探究議題並不止於促進學生對社會事務的認知及理解,同時學生亦會學習運用不同的思考框架及技巧。以上段的例子繼續說明的話,當學生了解議題 A 的基本資料後,便會在教師帶領下,思考資訊通訊科技的發展對他們自身的成長是否有利;在過程中,他們會嘗試應用衡量利弊的不同準則,例如負面影響的可逆性、各種影響的時效性、相對重要性等等。又以議題 C 為例,學生了解過應對都市固體廢物的方案及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後,可審視何種方案(例如不同方式的徵費計劃)為最佳;而學生並不是虛無飄渺地「吹水」(胡謅),而是運用不同的比較標準來衡量何者為最佳,例如方案的公平性、可行性、執法成本、長遠有效性等等。這些學習過程能讓學生開始建立有系統的思考習慣、審慎梳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當然,再進一步的話,教師會期望學生可以靈活運用這些思考技巧,審視其他具爭議的議題。

因此,要培養青少年成為良好公民,教育不應自絕於社會爭議;而通識科正正是現有中學學制下與當代公共議題的最佳接合點,在此科的學與教上,絕不應迴避爭議性議題。事實上,在互聯網及其他資訊科技發展下,學生亦難以與社會爭議隔絕,也容易對這些爭議建立自己的想法。通識科正好提供一個機會,讓學生在專業的教師帶領下,更合理地梳理對爭議的看法,也開闊他們的眼界,讓他們接觸到一些他們可能未有察覺到的觀點,幫助他們建立更全面的思考。

教師處理爭議議題的原則

當然,通識科要達致上述成果,還要有多方面的因素配合。前線教師作為執行課程的重要一員,自然有其需要注意的地方。過往已有不少資深的通識科教師及相關教育部門的人員提及過通識科教師在教學時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教材需要尊重事實及持平地涵蓋各主要持份者的意見、教學過程中需要保持開放態度以探討不同觀點(包括學生及教師自身的觀點)的優劣等等。

至於教師是否需要對議題持中立態度,不同教師則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官方機構就此科發放的《課程及評估指引》,也未有對此問題有既定立場:「教師應否對學生的價值判斷發揮具主導的影響,是極富爭議的議題。有人認為在課堂討論爭議性議題時,教師應站於中立的位置,即應避免透露自己在該議題的立場,以免其『權威性』觀點影響了學生的判斷。此外,也有人不同意教師採取完全中立的立場,認爲在討論過程的某一點,教師應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場,然後公開接受學生提出的挑戰。」不過,即使教師對議題有其立場,並在課堂中展現出來,只要保持開放及尊重不同意見的態度,也是一種「身教」的表現。《課程及評估指引》也提到此點:「教師能有尊重多元、包容差異的表現,可使學生學習尊重他人的行為,並內化為自身的價值觀。」

而通識科教師都受過由各大院校及教育當局提供的專業訓練,相信都了解上述的教學原則。事實上,在官方的課程文件強調多角度思考、審視不同持份者的觀點時,坊間的教科書、網上教材等都不會略去爭議性議題的個別主要立場的意見;而過去多年的公開考試,更證明了考生在答案中能討論不同觀點的重要性。在專業訓練及這樣的教材配套、公開考試的要求下,加上學生本身也有其思考能力(他們是中學生了,我們不要把他們看成白紙一張吧),我們實在難以想像大部分教師會在教學過程中一面倒「唱好」某種觀點。

特別要提及的一點是,教師與學生探究議題時,並不代表「鼓吹」學生參與違法行為。例如,在探究上表的議題 F(公民抗命行為是否合乎香港利益?)時,自然會討論到部分違法行為對社會的影響。在探究的過程中,在不少歷史事例及法律學者意見的支持下,可能有同學認為在個別極端的情況下,公民抗命有其重要性;但是,在「在教學過程中,應關心學生的安全」(摘自《香港教育專業守則》)這一原則下,就不應鼓勵學生把這些想法付諸行動,甚至應提醒有關的法律風險,因為學生參與違法行為對其人身安全必然會有負面影響。不過,探究違法行為並不等於「鼓吹」,否則探究議題 A 時提及不同種類的網絡罪行的話(例如很常見的「不誠實使用電腦」),就會變成了「鼓吹」學生參與網絡罪行了。

通識教師的限制:教育資源、政治壓力

不過,即使教師有多想做好通識科的教育,現實上也會受到一些限制。在此,我們想起一個常見的情景:當非通識科的教育同工以至其他非教育人士知道我們是通識科教師時,都會問及我們是否很辛苦、需要常常更新教材等等。在教育理想下,我們相信大部分通識科同工都會同意這些辛苦是值得的。不過,這個情景卻點出了一個通識科教學的特性:相對於大部分其他學科,通識科的持續備課及更新教材工作更為重要。正如上面所述,在處理當代爭議性議題時,通識科教師要讓學生了解議題及相關的不同觀點──這是對本身已經工作繁重的教師,在資料搜集及整合方面有很高的要求!

例如以上表的議題 D(部分立法會議員的拉布策略對香港社會是否有利?)為例,一位不是對香港政治生態及立法會議事規則十分熟悉的教師,就要花上不少時間去理解何謂拉布、拉布的手法、議員拉布的不同動機、拉布「拉倒」政府法案或財務建議的實際例子等等。在理解後,還要準備能讓學生容易學懂(但又要資料準確)的教材、思考如何應用一些與此科相關的通用概念及思考框架等等。我們還未提到教學活動的策劃。在教育人手及時間資源有限下(在此,又不得不重提教育局不肯延長提供通識科的特別津貼),通識科教師不單疲於奔命,更令教材及教學質素未瑧完善的情況更容易出現。

而通識科教師也可能會遇到另一限制:在處理一些敏感議題時所面對的政治壓力。例如,在探究議題 H(香港應否落實同性婚姻合法化?)時,在部分有宗教背景學校的教師,會否受到校方(可能是辦學團體或是學校管理層)的壓力,教導學生只能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又例如,在探究議題 D時,教師會否受到立場親建制的辦學團體或學校管理層施壓,教導學生拉布必然是錯?(這種情況,在官立學校中會否更易出現?)通識科教師在面對這種近乎白色恐怖的校園環境時,在考慮到工作及生計下,未必能抵受到這些壓力,而只能屈從。但是,這種做法明顯與通識科的宗旨有所違背。事實上,如果個別勢力強要教師就具爭議的議題上只能認可單一的「標準」立場,除了是「灌輸」學生外,更壞的情況是出現「反教育」的效果:即使學生沒有被成功「灌輸」某種觀點,也會感到求學並不是為了建構知識及追求真理,而是要學會猜度評分標準、揣摩上意。

另外一種通識科教師遇到的政治壓力,未必是受到指令要如何教授個別敏感議題,而是被要求完全不要談及。先不要說不少敏感議題本身與通識科課程有莫大關係,教師沒有理由因為非教育因素而刻意規避個別議題;假設教師在課堂設計上真的不談這類議題,但當學生主動提起時,教師又能如何應對呢?如果是跟從上級指令避而不談,似乎帶來另一種令人感到更悲哀的「反教育」現象:教師向學生親身示範,如何對社會上相當重要的爭議避而不談、在探求知識方面自我設限,甚至是親自打擊學術自由。

處理爭議議題,需各方支持

我們深信,香港大部分的通識科同工都是以專業的態度,希望以最好的教育,引領香港的未來棟樑成為對社會爭議有識見及理解各種觀點的良好公民。不過,即使教師如何在這方面責無旁貸,也需要其他的配套支持。政府作為把持香港公共教育資源的機構,在提供充足資源予教師方面,自然有最大的角色;但同時前線教師也需要教育相關部門,以至各辦學團體、學校管理層等,對他們的教學工作給予空間及支持(甚至保護),不讓寒蟬效應在校園出現,讓教師與學生能共同在通識科課堂上建構知識,為不同的社會爭議尋求共識踏出第一步。

原文刊於《端傳媒》2016-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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